以下是陶傑《仇富解剖》一文節錄,部分內容幾抵死:

1/ 「扶貧」再「加大力度」下去,必違反基本法第五條:「香港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。」事實上,特府的最低工資,在技術上,已經違反了基本法第五條。

哪些政策是社會主義,哪些不是,由誰來詮釋?「人大常委」、北歐的挪威和芬蘭政府、倫敦大學社會系教授,還是叫問米婆請來馬克思?難怪城中有富豪公然抗命,聲言「錢是我的」,就是不捧場。因為「關愛行動」明顯「政治化」,扯上特首寶座之戰,政府製造政治紛爭,無端生事,又何其假?

因為所謂仇富,比起殖民地時代,先要接受「富」的定義。殖民地時代由開埠的何東爵士、周錫年家族開始,一直有富人。當何東搬進了山頂紅簷綠瓦的何東花園,富甲一方,山下奧卑利街的轎夫,還在收取港幣五仙的苦力費,大汗淋漓把乘客抬上山頂,「鬼叫你窮呀,頂硬上」就是何東時代流行苦力抬轎時的口號,其時何來有「仇富」之說…

2/ 今天特府的「國民教育」,不知教不教香港下一代以仇富為核心的毛主席一生偉大奇蹟及「毛澤東思想」?如果教,香港是不是該活學活用,把「毛主席教導」用之於當世;如果不教,那麼偉大領袖人格給閹掉了,如同講日本八年侵華戰爭不講「南京大屠殺」,香港的愛國教育又如何定位?

英治時代,香港人不仇富,因為那時的「富」,是香港社會有機的一部分。船王包玉剛、影王邵逸夫、上海紗廠的唐家與田家,在英國人治下,從上海逃避赤禍南來,身份一樣是難民。港督要他們在香港發展實業,僱用翻山越嶺而來的香港難民。英國人為大家在歐美開市場、找訂單。英女王有面子,只要港督給歐洲日內瓦領事打個電話,歐洲各國對香港的多纖維紡織入口配額即刻有商量。後來配額太多,香港紡織商人彼此炒賣,以非正常手段致暴富,加上地產經濟泡沫,這是香港一個「富」字變質的開始。

殖民地時代富貧絕不對立,今日富貧水火不容,這是命運對一個「打土豪分田地」鼓吹過階級仇恨的國家的嘲弄。殖民地時代,香港之富,從實幹中來;今日特區,富從泡沫中生。包玉剛年輕時奔走買船,與西方政要打關係,許多人無法做得到,是一種才華。今日特區之富,不要才幹,只要有一個好爸爸,鏈接中港權貴關係,金錢滾滾掩至,穩如泰山。

3/ 今日香港,學盡了中西方的壞處。中國的主權裙帶制度,在縱的一面,保障了財富的世襲壟斷;在橫的一面,「財富」不由工業務實而得,而採用了美國的金融財技模式。

中國一百五十年來極力崇洋、抄襲西方,而始終難以真正的「現代化」,骨子裡就是這個原因。香港已經自誇是全球華人社會最接近西方文明的城市,但剝拆一層層看上去像極了美國的華麗畫皮——美式的 IFC商場、美式的迪士尼樂園、美式的 MBA學位、中環一些 OL一口美腔的英語,其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精神文明,以香港為例,中國人半點也沒學到。

所以美國每一次經濟衰退,哈林區的貧民並不「仇富」。中國人社會內部毫無底線的貪婪及殘酷,造就了「仇富」的 DNA。更何況,冤枉的是民國時代中國地主之「富」,沒有今日香港金融泡沫環境下之驕縱和囂霸,民國時代還有儒家的廉恥,道家的看化,那時的地主富豪,都很含蓄,知道禮義的回饋,所以香港殖民地時代由「港英」培植( Groom)的富豪,通過了英方的品格審查,與英國的紳士精神合拍,成為社會穩定的中堅,而不是動盪的源頭,都得了爵士和 OBE。

印象中,一部分香港富人,的確是「只要有一個好爸爸,鏈接中港權貴關係,金錢滾滾掩至」,但請別一竹篙打一船人,白手興家的依然大有人在。以我的朋友為例,其中不乏以科技的發明和創新為每天奮鬥努力致富者。

我認為當大伙兒都走到政府總部門口爭取社會主義政策的時候,我們只要保持冷靜,緊守崗位,莫隨波逐流,成功的機會反而更大。

與其隨大隊仇富,倒不如走自己的路致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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