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從踏入所謂「AI 元年」， ChatGPT 走紅，科技界分成兩個陣營：「揾食至上」與「威脅人類」兩種截然不同的應對立場。
前者包括以 OpenAI、Microsoft、Google 等擁有開發生成式 AI（Generative AI）能力的科企，他們不斷開發和昇級人工智能產品，並套用於搜尋引擎、辦公室軟件、語音助理等「已入屋」工具。
此外，一些「生成式 AI 專家」作為 KOL， 在社交平台推波助瀾，宣揚不同 Generative AI 最新消息、分享應用 ChatGPT 的秘訣，是為「揾食派」褔音大使。
「如果人用我唔用，咁咪好蝕底囉？」有移民朋友甚至認為，此刻香港地區不能用 ChatGPT，反為提升身處海外港人的競爭力。
暫緩發展防「超 AI」
至於威脅派，則以 Elon Musk 為首，再加上大批 AI 學者和科研人員，他們聯署公開信、警告基於今天 Generative AI 的普及速度，很可能數年內，就發展出超越人類智能、具備獨立思考和決策能力的「超人工智能」（又稱通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, AGI）。
Elon Musk 更多次警告異常危險的 AI，很可能變成人類文明的掘墓者，類似論調言猶在取，Stephen Hawking 多年前亦曾發聲；在 ChatGPT 推出不久後，包括深度學習泰斗、人工神經網絡之父 Geoffrey Hinton，也認為在人類有能力控制 AGI 之前，科學家不應擴大開發規模。
但揾食和威脅之外呢？
但無論如何，揾食與威脅兩種意見，似乎互相不能說服對方，而且 AI 是已打開的潘朵拉盒子，再說也於事無補。
再聚焦「即時應用」和「長遠威脅」的討論，反會容易忽略 Generative AI 及 AGI 在中短期即將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。
曾多年在香港理大任教、專注於經濟社會學研究的鄒崇銘，在其新書《ChatGPT 衝擊下的人類未來》試圖作出「診斷」，分析在人類被 AI 滅絕之前，率先會遇上哪些潛在的改變及危機？
問題一：全民「去就業化」趨勢
「其實喺工業革命之前，大部分人都是農民，需要勞動但屬於自僱，那時只有奴隸至需要返工。」鄒崇銘表示，香港人最鍾意的「返工」，其實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，由於機器的發明和運用，𧗠生大規模的工廠生產，返工至開始普及起來。
同時，隨著工業革命堀起的資本主義，亦將「專注做自己不喜歡、不感興趣的事」塑造和描繪成一種能力。香港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，自然也有在工作中尋找意義、安身立命的文化。「但人類歷史上，都是返工、在工作找尋到自己人生意義嗎？又其實唔係。」
而事實上，2010 年代中期迅速擴張的零工經濟、斜槓生活方式，主張不再依賴一份全職工作賺取生活費，也在全球尤其亞洲受到年輕一代的歡迎，早於 AI 之前「入屋」的 Uber、Airbnb、Deliveroo 等手機應用程式，其實早已揭開「去就業化」的帷幕。
換言之，如果有相應的變革，人類有可能情願回到「唔使返工」、更自由和人性化的生活方式，而鄒崇銘認為 2016 年掀起的第四次工業革命（又稱智能科技革命）之下的 AI，很可能就如同一個鐘擺效應，推動時代逐漸回到一個「全民去就業化」的世界。
問題二 ：快樂愚人社會
鄒崇銘表示，在當前的智能革命下，傳統產業的就業機會正在大幅消失，問題是新的補充職位會否同步出現？
「已完全無法想像，能再回復到全面就業的狀態，至於在多大程度貼近『全面去就業化』的社會？抑或在兩個極端之間，構成某種比重不穩定、零散化的腦力或體力勞動？」
近年歐美已開始出現 AI 稅的聲音，即由擁有 AI 的公司繳納重度稅率，以維持就業機會萎縮之下，社會的運作和福利開支，以換取持續經營的權利。
鄒崇銘在書中以比思動畫《太空奇兵·威 E》為例，設想未來社會全面由智能科技，包括 AI 和機械科技接管，人類不用負責腦力或體力勞動，只需懂得「落命令」吩咐智能科技代勞。
電影動畫中的人類，全都移民到太空船「公理號」，過著全自動化的豪華生活，身體四肢退化、肥腫難分，雖然逃過了地球生態危機，卻失去生活以至人生的自主權和擁有感，淪為行屍走肉般的空洞存在，他稱之為一個 「快樂愚人社會」。
問題三：科技霸權如虎添翼
鄒崇銘提出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，就是科技霸權的強化。他引用經濟學者 Gernot Grabher 和 Erwin van Tuijl 的觀點，認為網絡平台和全球供應鏈的離岸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。兩者都通過壟斷產業鏈條，對上游的產品或服務提供者施加強大的控制。
雖然這些平台在表面上宣揚自己是中立的交易渠道，並聲稱推動「共享經濟」，但事實上，他們控制了整個產業鏈條，有效地將成本轉嫁給其他人。鄒崇銘指出，「我們現在比較熟悉是因為大家身邊都是『車手』，科技平台並非沒有創造就業，只是創造一些比較沒有前途而且欠缺穩定性的就業。」
而現在，這種權力不僅源於技術優勢和由此而來的專利保護，更多的是源於早期進場，吸納和鎖定大量用戶，以及由此產生的壓倒性的市場份額，AI 所壟斷的也包括每名使用者的數據。
對此，鄒崇銘介紹 John Rawls 的資產擁有民主制（Property-owning democracy），他認為這套政治經濟理論，邁進 AI 時代值得重新審視和研究，作為 AI 稅以外的選項。
「科技平台的數據來自用戶，例如 Google 和 Amazon，我們作為使用者，其實同時也是內容生產者，是一種『產消家』的身分，但通常不會獲得經濟補償；假如以香港作為例子，例如港鐵股份市值大約二千億，在完全不會影響港鐵的營運之下，其實可以將這二千億變成由 600 萬香港人擁有、只要十八歲以上是那就每人約 3 萬股票，等於每個香港人都有機會收取股息。」
問題四：公共政策責任轉移
現在，政府開始研究進一步利用大數據及智慧城市的概念，將政治權力交給科技力量，並依據「科學法則」來進行城市管理和資源分配。這看似「聰明」的運作方式，實則是政府將其應有的政治責任，以至決策的透明度和問責性，轉嫁予人工智能或演算法系統。
在這之中，我們要如何平衡科技進步與社會責任的關係，進而達成更好的社會公正和公平？
「過去這十幾年來，美國就有大量的所謂『憤怒的白人』成了特朗普的支持者，這可能與經濟變革、工業革命及其帶來的就業結構變動有關，特別是資訊科技的發展，讓很多傳統工業失去就業機會，導致一部分人的不滿情緒。」
在鄒崇銘眼裡，之前幾次工業革命，除了創造就業之外，其實亦在不斷創造政治矛盾，因為每當生產力的大幅提升，緊隨是大量人失業、累積不滿情緒，繼而可能轉化為不同政治力量，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問題在日積月累之下，就像是伏線，等待一個觸發點就可能甚至引爆為一場世界大戰。
ChatGPT 衝擊下的人類未來
現在大部分推動 AI 的企業和專家，往往標榜「不是 AI 搶去你的飯碗，而是比你更懂操作 AI 的人搶去你的飯碗」，拼命鼓勵追趕和學習操作 AI 的手腕，站在職涯規劃的角度無可厚非。
但本著透過使用 AI 工具以淘汰適應較慢的「對家」的心態，促使 ChatGPT 及很多 Generative AI 工具迅速走紅，卻使包括 AI 和機械人在內的智能科技革命，更迅速地從根本去顛覆過去一些重要人文價值，包括從工作中找尋意義，從所謂的專業精神甚至「職人精神」中得到生命寄托。
鄒崇銘在《ChatGPT衝擊下的人類未來》開出的診斷，針對教育、經濟、政制以至人本主義等不同範疇探討，我認為十分貼地，希望大家在爭分奪秒修練 AI 技術的時候，有機會也讀一讀這本書，有助你在 AI 亂流之下保持清醒和獨立思考的頭腦。
訪問、撰文：尹思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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